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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KI DIARY(山美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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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溪護魚?

從山美-達娜伊谷經驗看「封溪護魚」[1]

1989年10月,山美(Saviki)村民大會正式決議通過達娜伊谷溪(va'hu ne Tanayiku)保育計畫,自此展開「封溪護魚」運動。1995年1月,封溪保育超過五年的達娜伊谷正式以「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的名義對外開放。次年6月,由山美社區發展協會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第一屆「寶島鯝魚節」活動在達娜伊谷展開,中國時報的一連串報導將「達娜伊谷」這個名字推向了全國舞台。[2] 在往後的十年間,達娜伊谷不但逐漸成為國內旅遊的熱門景點之一,也成為許多社區從事地方發展的觀摩對象,更是學術界樂於討論的題材。[3]

達娜伊谷被視為社區保育的本土典範,是引領各地「封溪護魚」運動的先驅,這樣的看法在過去十數年間所累積的各類討論中履見不鮮。這一類的討論都有個基本的預設,亦即「封溪護魚」本身便是一種價值──溪流保育的價值──目前的這場會議顯然也是呼應此一價值的產物。然而,對山美-達娜伊谷「封溪護魚」的觀察與研究顯示,這個號稱全國最成功、最知名的「封溪護魚」社區,其「封溪護魚」的初衷卻並非溪流保育,而是經濟發展;山美「封溪護魚」的靈感來源,也不全然如外界理所當然認為的,是對保育價值的熱情擁抱,卻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鄒族傳統文化的影響。[4]

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文不將「封溪護魚」的本身當成一種終極價值來看待,所關切的也不是如何從事「封溪護魚」才能獲致成功,卻要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何要從事「封溪護魚」?山美-達娜伊谷的經驗表明了,「封溪護魚」是山美發展部落經濟的手段,而非目的;「封溪護魚」的構想,雖與當前的保育思想相契合,其根源卻是本土的、鄒式的。[5] 為了更清楚說明這一點,以下首先簡述山美從事「封溪護魚」的歷史背景,以及「封溪護魚」此一概念的兩面性。[6]

根據鄒族的地理學者汪明輝的說明,當代阿里山鄒族的經濟生活,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阿里山鄉交通建設的影響。達邦(Tapangu)、樂野(Lalauya)及里佳(Nia-Eucna)等村落的經濟生活,早在1970年代便因為公路開通而起變化,但山美受到類似的影響,則是1980年阿里山公路(台18線)開通之後的事。樂野、達邦等部落的居民已有公車可搭的時候,山美還是以麻竹筍、桂竹筍、杉木、油桐籽及紅棕為主要的經濟作物,並仰賴汪明輝所稱的「山美步行商隊」對外交易。大體說來,山美(以及更南方的新美(Sinvi)、茶山(Cayamavana)),一直以來便因為交通阻隔而屬於阿里山鄉較為窮困的鄒族部落。1980年阿里山公路開通,使沿線的村落都因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而有所發展,高海拔的聚落也因為茶葉及山葵等作物而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更激使一部分山美居民開始考慮如何從根本上提升山美的經濟能力。

保育達娜伊谷溪以便日後發展觀光的構想並不新鮮,至早在1976年便有人提出過,不過直到1984年,才因為交通等外在條件皆得以配合,而再度獲得重視並被付諸實行。這個構想當然有一部分與交通發展、外來資訊漸次流通有關,但另一方面,也因為「封溪護魚」對鄒族人而言,本來就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傳統」活動。

在鄒族傳統的河川文化當中,「封溪護魚」其實與「毒魚」(otfo)有著一體兩面的關係,而毒魚則是鄒族重要的河川經濟活動之一。根據溫英傑的說明,就傳統規範的角度而言,漁撈活動可依季節並配合實際環境選擇以叉魚(totezo)、網魚(maaseu)、釣魚(toalungu)、堰魚(ma'fuyo)、掃魚(tusi'ngi)等各種方式進行,但毒魚則不屬於個人性的活動。由於漁場也如同獵場(兩者在鄒語中都稱為hupa)一般,被分配給各氏族管理,因此傳統上河川的擁有者一向都是氏族,而非個人或各別的家庭,這使得毒魚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唯有氏族或部落集體的漁撈活動才以毒魚方式進行。傳統上,部落在進行集體性的毒魚之前,會有一段封溪準備期,時間自一年至兩、三年不等,其目的則在於確保之後毒魚活動的收獲。

就山美而言,傳統的河川規範與實踐活動一直完整保持到1960年代末期。1977年,山美最後一次依照傳統規範進行封溪,兩年後(1979)則是山美最後一次依照傳統從事部落集體的毒魚活動──但當時所使用的毒物已非過去所使用的毒魚藤(otofunana),而是隨著交通建設而來的氫酸鉀。此後各種原因造成鄒族河川倫理及規範的崩解,傳統式的封溪與毒魚活動不復見於山美。外來者與本地人的大量電、毒、炸魚等活動,也嚴重破壞了河川生態,達娜伊谷溪中幾乎已無魚蝦。

1984年,山美再度提出「溪流保育」的主張時,距離最後一次的封溪與毒魚活動還不到十年,可以想見此種構想對多數青、中年以上的山美人來說,並非新鮮或陌生之事。從這個角度來看,保育達娜伊谷溪以備日後發展觀光的計畫,不能單純被視為當代自然保育理念下的產物,卻有其傳統文化的根源。[7]

掌握「封溪護魚」概念的兩面性,大有助於我們理解山美-達娜伊谷發展的實際內涵,或者說,至少有助於我們想像,這個運動的本身為何那麼容易為當地人所接受,實行起來又為何如此成功。在另一方面,這個觀察也提醒了我們:僅管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的經營,表面上看起來是呼應了當代的保育理念,但在外表的相似性之下,卻有著不同的思維邏輯,這當中的差異可以大致歸納成兩點。

首先,鄒族傳統的「封溪護魚」,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是「為保育而保育」的行為,而是從事「殺戮」活動的前置準備,也是確保「殺戮」活動可以滿載而歸的方法,其本身並非目的。其次,在許多山美人的理解中,1989年起達娜伊谷的保育行動,雖然已非傳統式的封溪護魚,但其間差別只不過是將過去「為了毒魚、吃魚而封溪」的行為,轉換成「為了發展觀光而封溪」的行為──誠如溫英傑所說的:「同樣都是為了吃,只不過是另一種吃而已。

由這兩點差異可以引伸出的後續問題很多。比方說,這種「為殺戮而保育」的價值,與主流社會中「為保育而保育」的強勢價值形成鮮明的對照,單是這一點便頗值得許多環境主義者深思。誠如紀駿傑一再批評的,以保育為目的而非手段的強勢價值,已然形成所謂的「保育帝國主義」,[8] 也如李永展所稱的,強化了主流社會施加於原住民的「環境不正義」。[9](這些衝突並不單純只存在於抽象思辨的層次,事實上也已經在現實生活中造成困擾,經常出現在媒體報導中的「狩獵」爭端便是明顯的例子。)

由這裡再回到一開始所問的問題:為何要從事封溪護魚?從事這樣的活動,對於參與者來說究竟有何好處?以山美為例,山美居民自1989年10月開始封溪,到1995年1月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開放,其間長達五年不分日夜、風雨無阻的護溪行動,其基礎並非浪漫的保育情懷。以現代的用語來說,這份完全無償的工作是初期的投資和準備,其具體的好處便是日後達娜伊谷的成功,以及山美社區居民因此而享有的各種社區福利。換句話說,當外界(特別是學術界)習於將「環境的永續性」和「經濟發展」視為對立的兩種價值時,[10] 山美居民已經以實際的作為表明了,至少在山美,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條件,兩者並不衝突,就和「封溪護魚」是「毒魚」的手段,兩者相輔相成是一樣的道理。

最後,我要引用溫英傑於2005年9月17日的一次訪談中,就「財富」所做的一段說明作為本文的結尾。這一段話具體表明至今原住民部落與主流消費社會的不同之處,對於許多急於從事「封溪護魚」的社區來說,或許也具有啟發作用。

小的時候〔1960's〕,我對「富裕」的想像就是「一甲地的杉木林」,因為你要有一甲地的杉木林,以後才可能賣到一百萬──那個年代有所謂「百萬富翁」的說法,那時候有一百萬就是富翁了。以前那個年代我們所謂的財富,就是「山上種的東西可以吃一年都還有剩」,或者,很多很多杉木林或很多竹林,都是這些具體的東西。那,土地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土地就什麼都沒有。還有,我們對於財富的定義還包括一點,就是「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你不種杉木,怎麼可能會有一百萬?現在,我想財富還是跟土地有關,可是我們利用土地的方式已經改變了。我們以前想的是杉木林,現在想的是達娜伊谷。你問我財富的衡量標準,我想,錢當然是一個標準,可是說來說去,我還是沒辦法去掉土地跟環境又同時想像錢。

【註】

[1] 2005年,我應李永展教授之邀,參與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從生物多樣性與社區營造觀點建構保育地之永續社區》,這是農委會針對山美-達娜伊谷所進行的第三年度的研究,我負責的是山美的田野調查及研究報告的執筆工作。在2005年7月至10月中的田野調查中,我發掘到山美-達娜伊谷的發展歷程中,較少為外界所觸及的面向。這些新的認識促使整個研究團隊進一步反省:我們長久以來對山美-達娜伊谷的論述是否貼近當地人所認識的現實?我們是否無視於山美本地的生活與認識邏輯,卻理所當然地援引主流社會中慣見的各種理論與思想,對一個原住民部落的發展做出輕率的論斷與詮釋?很不幸地,我們對自己這些疑問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也因此我們在最後的研究報告中,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過往的這些研究「漏洞」,也對外界習以為常的某些觀念、價值、以及論述方法,做了初步的批評與討論。本文中關於山美-達娜伊谷的敘述,主要即引自上述的研究報告。

[2] 見:江俊亮,〈寶島鯝魚節邀您來賞魚〉,中國時報,1996年6月13日;李嘉鑫,〈達娜伊谷溪復活傳奇〉,中國時報,1996年6月18日;江俊亮、呂素麗、廖素慧,〈寶島鯝魚節,非常鄒道〉,中國時報,1996年6月21日。

[3] 從社區保育(CBNRM)觀點討論山美社區發展及封溪護魚運動的文章,最具代表性的為:盧道杰,〈社區發展與溪魚棲地保育──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的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2001年環境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台北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2001年10月19日;盧道杰,〈台灣社區保育的發展──近年來國內三個個案的分析〉,地理學報,37(2004),pp.1-25。在十數篇以山美-達娜伊谷為探討案例(之一)的學位論文中,也有從自然資源管理的角度而為討論者,如:李瓊如,山美鄒族從事達娜伊谷溪流資源管理之探討,台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梁炳琨與張長義則從文化經濟理論為基礎,以山美為例,討論原住民部落發展觀光的可能性:〈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山美社區為例〉,地理學報,39(2005),pp.31-51。此外,農委會也一連三年從生物多樣性、環境正義、永續社區等理論出發,對達娜伊谷進行過研究,見:李永展,從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正義觀點探討保育地的利用與管理策略,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3;李永展,從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正義觀點探討保育地生態旅遊與社區參與機制建構之研究,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4;李永展,從生物多樣性與社區營造觀點建構保育地之永續社區,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

[4] 參見:李永展,從生物多樣性與社區營造觀點建構保育地之永續社區,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pp.7-36。

[5] 本文特別關切這個概念分辨的問題,因為從各個角度來看,這樣的分辨都具有實益。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在吸收以歐美經驗為基礎所發展起來的各類環境理論與概念的同時,能否找到本土經驗與之相契合(或不合)之處,是這些理論與概念能否在地化,並在本土起到作用的關鍵。若是學術界未能做到這一點,這些理論與概念將永遠只是外來的論述,被侷限在狹窄的學術討論場內,既難以與台灣本地的生活發生關聯,也無從提供(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各方人士有意義的意見。而從社區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在地經驗」的成功,意謂著社區工作者可以大膽破除長久以來「應受外來理論與價值指導」的迷思,而可以更有信心地以地方特有的文化為基礎,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社區事業。

[6] 以下的說明主要引自:李永展,op. cit.,pp.7-36。

[7] 事實上,山美並非第一個從事「封溪護魚」運動的鄒族部落,里佳的行動還在山美之前,達邦、特富野(Tfuya)則向來不乏此類活動,但山美卻是第一個明確地將傳統的「封溪護魚」概念,應用於新式經濟活動(觀光)的鄒族部落。

[8] 紀駿傑,〈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環保」關懷的政治經濟學〉,台灣社會研究,31(1998),pp.141-168;紀駿傑,〈永續或發展?:永續發展的環境社會學分析〉,環境教育研究,1(2004),pp.1-21。

[9] 李永展,從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正義觀點探討保育地的利用與管理策略,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3,pp.29-62。

[10] 紀駿傑便持此觀點,見上引〈永續或發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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