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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KI DIARY(山美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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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的直覺

義大利歷史學家Carlo Ginzburg在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一書中說道,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歐洲,有一種認知模式無聲的浮現了。這種認知模式與十九世紀風行歐洲的自然科學典範全然不同。如果在自然科學的領域裡,科學家們擁抱的科學方法可以稱之為「伽利略典範」(Galileian paradigm)的話,那麼這種當時新興的認知模式或許可以稱為「證據典範」(evidential paradigm),或者「推測典範」(conjectural paradigm)。Ginzburg舉了三個例子來討論這種新典範的萌芽:一位藝術品研究者Morelli、世人所熟知的神探Sherlock Holmes,以及心理分析理論的創建者Sigmund Freud。

藝術品研究者、偵探和醫生,這三者有什麼關聯?再者,就算他們之間有所關聯,這關聯與一名歷史學家關切的課題又有何關聯?

Ginzburg說,這三者之間大有關聯,而且,如果一名歷史學家認真想要理解他所研究的學問,他應該對這當中的關聯投入相當的注意才是。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藝品研究者、偵探和醫生在進行工作的時候,所使用的方法與科學家大不相同。為伽利略典範所統治的那些學問領域,也就是自然科學,是高度量化的領域,這些領域的從事者尊奉一個原則:「個案是我們無法討論的東西」(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然而藝品研究者、偵探和醫生所面對的永遠都是個案。他們必須從表象的雜多當中尋找線索,將這些線索在他們腦中建立關聯,然後就這拼湊而得的圖像做出斷言:

「啊哈~這是一幅偽造的Claude Monet!」(藝品研究者的推論),或者

「兇手就在你們中間!」(偵探的指控),或者

「我想你得的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叫做『夜半貪吃症』」(醫生的診斷)

Ginzburg說,有一些領域是伽利略典範統治不了的,因為高度量化不論個案的領域不能駕馭無法量化只論個案的領域。這些惱人的領域為經驗所統治,踏進這些領域,你最好有當偵探的心理準備。這些領域我們稱為人文科學(humanities),在這裡,「線索」重於一切──沒有線索,就沒有證據,沒有證據,就沒有推測,沒有推測,就沒有結論,沒有結論,研究者就得回家吃自己。

然後Ginzburg說,歷史學也是箇中一員。

至少在我個人的觀感中,將歷史學家與偵探相提並論是個恰當的比喻。在討論一件事情之前,歷史學家總是要先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別無他法,只能從各種線索去推論。當然,今日的歷史學家不會只做出推論就結案了事,他們(或是我們)總是還要將自己的「臆測」再加以包裝一下,然後坐到電腦前敲下鍵盤,宣告說:「對此我有了一個『詮釋』」(歷史學家總是「不小心」將speculation稱為interpretation,這是大家應該注意的事。)

。。。。。。。。。。。。。。。

最近,在繼續從事山美-達娜伊谷研究的過程中,我再次體會到了Ginzburg的論證。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雖然山美的鄒族人每天都還在繼續的生活,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也還在繼續的運作,不過我始終都視我的研究對象為一個歷史問題。我所研究的是「非常近的現在的歷史」(history of the very recent present)。既然是個歷史問題,那麼我就使用史學方法,而我們這個年代的歷史學家都會很興奮的告訴你:

我們歷史學的方法就是--我們沒有方法!

打從一開始,我就對於山美鄒族人在1989年發起達娜伊谷封溪護魚運動的初衷感到懷疑。我懷疑的不是他們「為什麼」要發起這個運動──當然,在不同的參與者之間,這個「為什麼」的內容也有各種差異,但這畢竟是可以透過訪談和史料分析(所有被寫下來的東西在我看來都叫做史料)來推論──我一直感到懷疑的是:這個運動的背後到底有哪些尚未被發掘的支持因素?

我為什麼會認為這背後還有尚未被發掘的支持因素?我無法確切回答這個問題。我只能說,我有一種直覺,或許我可以厚臉皮的將之稱為「偵探的直覺」吧。

果不其然,在今年7月展開田野調查之後,我慢慢的注意到一些「線索」,然後在8月初向研究計畫主持人提出第一次的田調報告時,我就試著指出,鄒族傳統的hupa管理規範對於1989年起達娜伊谷的封溪護魚運動起了相當的作用,雖然這種作用和影響並不直接,而是以一種很微妙的方式在運作。

在這個推論的過程中,我心中也浮現一些新的疑問:在阿里山鄒族的其他部落裡,封溪護魚十分流行,達娜伊谷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例子,這是否暗示著傳統的hupa管理方式雖然已經隨著一連串河川與林地國有的政策而冰消瓦解,但依然以隱而不顯的方式在鄒族人的經濟活動中持續的起作用呢?

我又想到,近年來「社區保育」(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或「社區自然資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e resources management, CBNRM)是一個新興的熱門課題,台大森林系的盧道杰助教授在2004年發表於《地理學報》的文章〈台灣社區保育的發展〉當中,就以宜蘭縣的無尾港野生動物保護區、雲林縣的林內鄉湖本村,以及嘉義縣的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為例子,討論CBNRM在國內的發展。在我看來,至少在達娜伊谷這一部分,將之置於CBNRM的框架之下加以檢視,多少有些「戴著有色眼鏡看人」的嫌疑。當然,我並不否認達娜伊谷的發展也能夠以這種方式來理解,但畢竟這種理解方式對於我們了解「山美人對達娜伊谷的認識」並沒有什麼幫助。由於我關心的是本土經驗的內涵,因此我雖然意識到CBNRM的理論已經開始在國內流行,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相似的討論出現(目前盧道杰還是最主要的討論者),但那終究不是我現階段要注意的方向。

我感覺到自己在尋找的是另一種東西。

然後,我注意到另一篇發表在《地理學報》的文章,就與盧道杰所發表的文章刊載於同一期──顏愛靜與官大偉的〈傳統制度與制度選擇──新竹縣尖石鄉兩個泰雅族部落共用資源自主治理案例分析〉。在這篇文章裡,顏愛靜與官大偉討論了泰雅族的gaga在鎮西堡部落森林與馬里克灣溪護漁兩個案例中的作用。顏愛靜與官大偉寫道:

從本研究案例中的制度構成內涵來看,儘管傳統的gaga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已經不復產生作用,但內部非正式制度的部分則在「同一個群體的成員就必須遵守共同規範」、「同一個群體共同分享、承擔賞罰」的基本規則引導下,在特定的歷史經驗中,發展出對土地權利的認知、保護家園的道德感,並經過與外部制度的互動,產生像保育公約、護漁公約這樣的內部正式制度。在今天,這些制度亦被族人們認知為一種gaga(規範)。從鎮西堡與馬里克灣兩案例對gaga(規範)所指的意涵的不同,亦可察見兩案例中人們正在透過其各自的集體詮釋,將傳統觀念運用在現代活動之中。

到這邊,不管是誰在閱讀這則日記,心裡應該都有那種「偵探的直覺」了吧。因此,我從成堆的文件與國家圖書館的資料庫中抬起頭來,指著我心裡若明若暗的那個方向,大聲的說:

兇手就在你們中間!

History has stayed a social science sui generis, forever tied to the concrete. Even if the historian is sometimes obliged to refer back,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to a sequence of comparable phenomena, the cognitive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codes by which he expresses himself, remain intrinsically individualizing (although the individual case may be a social group or an entire society).  ---- Carlo Ginzburg, "Clues: Roots of an Evidential Paradigm" in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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